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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经济70年·公私合营|亲历者李建勋:民族工商业改造,老

公私合营

从1953年到1956年,新中国在四年内完成了三项重大改革。这是国家工业化战略的重要一步。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转型,民族工商业转型的完成标志着基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所有制基本形成。1954年9月,国务院通过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该条例规定,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应基于国家的需要、企业转型的可能性和资本家的意愿。1956年初,全国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整个行业实现了公私合营。

1956年,上海成立了一家公私合营的新达祥丝绸商店。(fotoe)

国家工商转型,同仁堂新生旧店

1953年,在同仁堂公私合营之前,我来到了同仁堂。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这座城市,并进行了战争。虽然同仁堂在当时很有名,但由于战争,它的销售量并不高。我记得当时的统计数据显示,1948年同仁堂的年产值是16万元(旧币),销量只有30万元(旧币),所以销售情况不是很好。

众所周知,同仁堂是一家著名的中药商店,总部设在北京,成立于清朝康熙八年(1669年)。1948年底,北京同仁堂的第十三届乐松执掌政权。目前,同仁堂拥有约80万元(旧货币)的资产和190多名员工。

事实上,早在北平解放前夕,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就向音乐家们发出了未来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的保护政策,但音乐家们对此政策持怀疑态度。因此,乐松生也以自己的名义去天津做副手,静观北京的变化。

自1948年以来一直担任同仁堂经理的乐松,由于1950年的一场劳资纠纷,得以重返同仁堂领导层。请回到乐松,在雇主和雇员之间的谈判成功之前好好生活。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农业合作高潮的到来,城市资本主义与农村的联系被切断,资本主义独立存在的条件丧失。资本家第一次发现自己真正孤立无助。他们开始意识到工商转型是大势所趋。结果,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茫然,处于持续焦虑的状态,甚至对生产没有兴趣。公私合营之前,同仁堂处于同一状态。有几家施乐企业,没有一家擅长经营企业,拒绝带头申请公私合营。同仁堂的发展停滞不前。

当时,虽然同仁堂有190多名员工,但却有40多名毒枭。解放后,特别是在1950年和1951年,政府不仅没有没收同仁堂的财产,还增加了对民族资本家的支持,帮助同仁堂和全国合作社总会签订销售合同,40多名工人立即被压垮。

带头创办合资企业

1952年,时任北京市长的彭真访问了同仁堂。由于中药最初有四种形式:丸剂、散剂、软膏剂和丸剂,彭真希望中药也能有所创新。他建议同仁堂也可以开发中药片剂。

为了避免损害同仁堂的利益,乐松学生首先以天津任达堂的名义成立了中医学院,并聘请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郑启东从事中医研究。1953年,郑启东带领学生成功开发了四种片剂:银翘解毒片、香连片、女金丹片、黄连上清片,改变了无片中药的历史。

那些年,在政府的支持下,同仁堂的生产逐渐发展起来,这比同仁堂自己的经营要好很多。原来铜仁堂对自己的生意非常挑剔。没有分号的符号。音乐家的孩子开的商店不能用铜仁堂这个名字。因此,事实证明,当一家商店开始营业时,其员工仍然可以很忙,但在签订了大量合同之后,员工就不够了。1953年,北京的工会组织从北京的其他药店向同仁堂派出了100多名活跃的年轻人,使同仁堂员工人数达到280多人。我当时在另一家药店工作,因为我是共青团的积极分子,一起来到同仁堂。起初我的工作是“制作药丸蜡皮”,一年后我被调到同仁堂的零售药店当店主。

乐松生亲眼目睹了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保护,并积极参与公私合营。所以他响应了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号召。他也开始慢慢说服家人接受公私合营。1954年,乐松生率先向国家提交公私合营申请。

1954年8月27日,同仁堂公私合营会议召开,公私双方签署了协议。

公私合营为同仁堂的工人们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立刻感到解放了。原来铜仁堂有一条规定,所有工人都必须改名。虽然工人们觉得受到了侮辱,但他们别无选择。合资后,工人们恢复了自己的名字,每个人都更加积极地工作。

铜仁堂提前一年多加入了合资企业。合资后,铜仁堂促进了北京其他私营企业的合资。1955年初,彭真去同仁堂视察工作,会见了乐松生,确认了他在公私合营中的表现。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会见了乐松生。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了乐松生的生活、工作和同仁堂的生产情况,并鼓励他为国家制药业做出更多贡献。周恩来转达了妻子邓鹰巢对乐松生的问候。邓鹰巢早年在天津大仁女子学校任教,学校由乐松生的叔叔乐大仁创办。

四匹马分脂肪。

公私合营后,企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同仁堂建立和完善了党、政府、行业和群众组织的领导机构,增加了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国家还投资扩建厂房和增加生产设备,以促进生产的快速发展。在管理方面,打破了当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模式。最初,同仁堂是一个工厂和商店,自己生产和销售,生产面积相对较小。公私合营后,在国家的统一安排下,北京其他商店的同仁堂药品也可以生产和销售。同时,就销售而言,它也是由一家商店销往全国。

同时,在国家的支持下,同仁堂和其他中药企业一样,彻底摆脱了手工作坊的生产模式,简单的手工操作逐渐被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设备所取代。因此,北京同仁堂专利药,被称为“高质量、高价格”,在公私合营后已经连续几次降价。它已经成为一种质优价廉的产品,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1956年,同仁堂成立了一个工厂管理委员会,简称工业管理委员会,以实现企业的民主管理。工人管理委员会只负责决策,而不是生产管理的执行机构。职工管理委员会的成立进一步完善了同仁堂的管理体制。

公私合营实施后,企业利润分成四部分,即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基金和管理层奖金。所谓“四马分肥”,国家和工人占收入的大部分。作为中国民族资本家的代表,同仁堂洛克家族经历了一个犹豫和不安的过程,才主动接受。然而,后来人们发现,"四匹马分成脂肪"不仅没有减少他们的收入,而且给他们带来了更高的股息,从而使工人的收入翻了一番。例如,解放前,四所大房子每年从人行道上提取42000两银子,解放后,四所大房子每年提取56000两银子。1953年,根据“四马分肥”的原则,这四所房子共获得股息171561元,是原来收入的两倍多。仍担任经理的乐松喜出望外:“起初我担心合资企业会影响生产,没想到合资后业务发展得这么好。”

公司的效益已经提高,工人的收入也翻了两番。1953年1月,我在同仁堂工作,每月挣180公斤小米。但是,在“四马分肥”后,我的工资提高到每月62.5元,而当时小米是每斤13美分,我的工资是480斤小米。收入只是一个方面。公私合营后的工人有“主人”的感觉,充满活力。过去,我们曾为雇主工作。公私合作后,我们为自己工作。

有一组数据最能说明同仁堂公私合作的效果。从1949年到1959年的10年间,同仁堂员工人数从194人增加到540人,其中460多人是纯工人。总产值也从1948年的16万元增加到1959年的1251万元。

公私合作后,乐松生的社会工作也有所增加。他控制不住自己。他聘请了同济堂的乐益清和刘靖宇为副经理,同时还花时间做其他社会工作。

1955年,乐松生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市委委员,后来担任北京市副市长。1956年1月15日,北京各界举行会议,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乐松生代表北京工商界登上天安门门,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传递好消息。

(本文是《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的一篇报道)

编者:邹宋林

(本文发表在2019年第18期《中国经济周刊》上)

《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18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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